城市身體8－培瑞克的《地點》計劃
{###_frlt1800/32764/1041479811.jpg_###}【圖】崴嵐街
{###_frlt1800/32764/1041479812.jpg_###}【圖】聖路易島
{###_frlt1800/32764/1041479813.jpg_###}【圖】耍哲爾拱廊街
1969年7月，培瑞克（Georeges
Perec, 1936-1982）寫了一封長信向編輯納朵（Maurice
Nadeau）宣告他未來的寫作計劃。其中一個計劃，名之為《地點》（Lieux），預訂準備的時間最長，長達十二年之久。他自承這一想法像個「畸形怪物」，難以意料發展。他明確交代了預先設訂好的作法以及期待的時間作用如下：
我在巴黎選定了十二個地點，都是與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大事或回憶有關的街道、廣場、小方場等。每個月，我打算寫其中兩個地點，第一次，是到現場去（在一家咖啡店，或甚至就在街上）描寫「我看見的」，要以最中性的方式來寫，我會一一點數商店，記下一些建築方面的細節，一些微小的事件（一輛救護車經過，一名婦人在進入肉店之前先把狗留在門外繫好，有人搬家的過程，各種海報、人群，等等）；第二次，可在任何地方進行（在我家、咖啡店、辦公室），我會描述記憶中的地點，喚起相關聯的回憶、在那邊認識的人，等等。每篇文字（可以短到只有幾個字，或長到五、六頁，甚至更長），一寫好就放進一只信封內，用蠟印封蓋好。一年後，每個地方我都會描寫過兩次，一次是以回憶的形式，一次是在現場，對現實的描寫。我會這樣週而復始過了十二年，根據一個分配表來變換每月雙地點的組合，分配表是兩個12格平方表所疊合而成的，是我請一位在美國工作的印度數學家幫我製作的。
我從1969年1月開始，要等到1980年才會完成！到時候我會打開288個封印的信封，把內容仔細讀過，再重謄一遍，必要時建立索引。我對於最後的結果尚無清楚的概念，不過，我想可以在裡頭同時看到：那些地點的老化（vieillissement），我的書寫的老化，我的回憶的老化：尋回的時間與失去的時間相混淆；時間緊扣著這個計劃，構成其結構和約束；書不再是過往時間的復原，而是留逝時間的度量；寫作所用的時間，一直到現今都被認定只是耗去的時間，逝去的時間，人們總是佯裝忽略，或是以恣意的方式去重建，也總是把它忘在書的一旁（即使普魯斯特亦然），而現在，寫作所用的時間將會成為這個計劃的主軸。
從培瑞克這段介紹文字裡可以注意到，這個計劃對寫作設定自限性規則，規則本身又具有（擬）科學性，並以試圖窮盡其套用潛力為努力的方向。計劃的整體設計，兼具遊戲的恣意性與嚴肅性；依據符合宇宙的時序，以十二為循環週期，又儼然具有儀式性的意味。
培瑞克預想的情況是，一切將在時間的作用下，讓寫作、地點和回憶自身，仿若遵循著自然消長的律則而產生變化。作者以自我觀察者之姿，以無待的態勢靜待其變，其間會有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介入，各種相互抗衡的張力也會在其中自然持續地作用。
然而，試想作者將面臨的重重困難：在同一地點，兩次、三次、四次...，一而再地回頭造訪，必有重複的無聊和義務的受迫性，有似曾相識的錯亂，又有暫忘卻不得提醒的茫然。
參與者也是被實驗者，既要主動（出發）又不得不被動（嚴守時空規則）；他受到現場的客觀寫錄與不在場的尋喚回憶，兩種相斥規定的約束，同時卻擁有寫作形式上絕對的自主與自由。雖然文學潛能工作者擬訂的寫作規則十分嚴謹，卻也接受、強調，甚至鼓勵「破例」的情況，認為這樣才合乎自然規則，也極可能才是匠心獨具所在。
而作者/參與者受方法、空間和時間各方面規範的行動，又仿若一場策劃好的行動藝術的實踐。只是在履行的過程中，雖偶有隨行的攝影者相伴，共同見證，然而事實上卻已預先排除公開性的展演。其過程將是孤單而苦悶的，對執行者的毅力與身心精神狀態充滿了考驗。整體計劃被設計成一段長時間且間歇啟動的醞釀過程，執行者在未知的等待中要接受的，不啻一段「奇異而痛苦的助產」。
而最後若有所得所悟，仍須靠自己努力，負擔起全部的責任。一切雖都出於自己的筆下，卻因為不可回頭「偷看」來時路，便不免要遭受自覺不自覺的自我背叛或自我分裂的威脅，或者相反的，也要不時面對如何前進、如何突破的種種疑慮，甚至遲滯不前的僵局。至於作品最終問世的形式，也是個謎，要等待來日才能「看著辦」。
然而，這個計劃終於未能完成，培瑞克於1975年9月27日凌晨，寫下了最後一則現場觀察實錄後，便放棄了。
在以自傳性為主要觀點的考量下，勒真內（Philippe Lejeune）曾以文本發生學，即研讀手稿的方法，仔細研究了《地點》計劃所留存下來的133（而不是288）個信封內的手稿。他對照其生平事蹟與同時期的各種創作活動，從文筆、所用文具，也包括筆跡、紙張類型、尺寸大小、信封封面標題的字體設計等，到進行時間的準確性與間隔等，從這些實際經驗與物證的觀察，來設法重建這個計劃自身的消長歷程。
從起初，作家興致勃勃地投入，到逐年漸增的壓力，這漫長而散漫的煎熬過程一旦被後人拉近時距來看，便顯現出細膩的戲劇性和驚人的內在一致性。由於培瑞克有眾多「外務」耽擱，所以他幾乎是從一開頭就沒有按照既定的時地分配表來進行；而1972到1974年間還嚴重託延。後來，他連日趕工以彌補落後的進度；並且在進行中途便對外發表他的計劃，頗有借著公開宣布以邀讀者共同期待（監督？），並以之自我勉勵的用意。但是，...最後他仍擱置了。
（取材自〈「被判處的家門」：培瑞克的《地點》記憶存檔〉，《外國語文研究》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