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存在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存在主義--陳怡君







(一) 存在主義的背景



  存在主義源自一次大戰結束後，二次大戰開始時。當時因戰爭所帶來的精神物質及文明物質的缺乏，促成一場哲學思潮的反動。丹麥的宗教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創始人，他曾經對於黑格爾所提出的「將整個存在體系化」的企圖加以批評撻伐，他認為人的主觀性支配了一切，也就是說，人有其自由能為自己的存在的方向做選擇，即便恐懼支配了存在，但仍能夠透過自己的選擇與努力，加以改變與生俱來的生存環境和遺傳性格。在第二次大戰後，存在主義思潮開始在德、法、義、等國家流傳。文人們在此同時重新思考，並重新定義自身存在的本質，戰爭對生活的消磨使得寫實主義逐漸受到冷落；基於對於現實的失望，發展出一種「人是被拋棄到世界上」以及「疾病、痛苦、死亡與毀滅是人的本質」的觀點。二次大戰所產生的動亂，雖然讓文人們發展出這種對生存的失落看法，卻也未讓這一批文人思潮淪為對生命的本質全然地絕望、悲觀且無可救藥地淪喪；相反的，在認清了現實之後，「超人哲學」指點出一個方向，人在一切的悲哀中，應當超越自我，超越傳統的約束與宗教的教條，不失望亦不需要偽裝，人是自由的，並能於為自己選擇存在的本質，人的獨立性是唯一的，面對現實的挫折，態度非出世而是入世，在現實生活的挫敗中超越傳統與自我。

  這是存在主義的直接背景，此一文藝思潮的出現，的確點出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政治社會的不安定，以及宗教信仰加諸於人們的桎梏；然而對於當時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匱乏的不滿與如此混亂的時代背景之下，卻選擇以一種更積極的觀點來超脫自我，可見存在主義並非徹底的悲觀主義，反而是在一切不安之中，淬練出人性獨立面的哲學思想。



(二) 二次大戰 --- 兩個法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六個月後法國淪陷，其境內多達五分之三的領土為德國所佔領，德國在當時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名為維奇法國(1940年4月~1944年9月)。另外，有一個名為自由法國(1940~1944)的流亡政府，建立於英國並受英國保護，可是這個以戴高樂為主導者的「自由法國」卻空有政府，而沒有實際領土。面對德軍的長驅直入，加上維奇政府的出現，以及機會主義者的賣國求榮，在在讓法國陷入混亂。人們既是失望又是充滿惶恐，對於未來的惶惑不安、失望與挫折，引發了文學的新思潮 ─ 重新思考人存在的價值與本質。存在主義並非一個新的哲學流派，而是一個反應時局、提出解決方案的思考方向。







維奇政府vs.自由政府 的時代





 當時維奇政府的國旗



  維奇政府是法國被德國納粹於二次大戰擊敗後所成立的政權，帶有法西斯的傾向，德法停戰協定於1940年簽訂，將法國一分為二：五分之三的國土由德國軍隊佔領，而法國則擁有五分之二的領土行政權。維琪政府成立後與德國政府接觸日益頻繁，後為德國所利用，成為徹徹底底的傀儡政府。1942年，在貝當將軍(Pétain, 1856~1951)、特別是當時的第一總理拉瓦爾(Pierre Laval, 1883~1945)的影響之下，法國國境領土全面遭德軍佔領。到了1944年初，法國的游擊戰士不斷與維奇民兵支援下的蓋世太保（保安隊 Milices）戰鬥，而戴高樂主導的自由政府拒絕向德國投降求合，更積極地奮力反撲，最終巴黎得到解放，而後維奇政府宣告解散。





當時自由法國的國旗



《異鄉人》（L’Etranger）



  法國在維奇政府時代極為混亂，一度近乎亡國。當時法國知識份子組成地下抵抗組織，也辦了「戰鬥報」，卡謬(Camus)為其最年輕的主編，他在28歲時發表了小說《異鄉人》，小說的開頭很是震撼，以「母親死了，有可能是今天。也許是昨天，我不確定」。小說一開頭就出現「頭巾」(fichu)一字，但fichu的一個更通俗意思是「完蛋了」、「一切全沒了」，母親的象徵如同美夢的頭巾，卻全完了，死了。之後故事中的主角莫梭的荒謬行徑則更是令人大感荒誕，母親的葬禮，他是按著禮俗去了，但是凝視著母親遺體，他流不出眼淚。不久後便與一女子過起同居生活，縱使他並不是真正愛她，但是肉體上的需求還是讓他這麼做了。最後，他陪同友人與一個阿拉伯人戰鬥，他原本只是陪同當證人，若是有必要時，將受傷的一方送到醫院。但沒想到他正好幫忙拿著槍，突然間阿拉伯人出現，他手上的刀子，因為陽光太過刺眼，反光之下，加上驚恐與天熱，莫梭就朝那人開槍，開槍的時始心想，開一槍與多開幾槍並無差別，就連開了五槍。阿拉伯人當場死去，最後莫梭遭到逮捕。最荒謬的是，他死前的願望竟是：處死的當天，希望能夠看見四周圍的人的尖叫與嘶吼。

《異鄉人》反映出當時社會背景在動盪不安之下，祖國母親已死，一些政治投機份子仍看準時機賣國求榮，如同「商女不知亡國恨」。一切都極其荒謬。先是用fichu來象徵媽媽的完蛋，最後在用莫梭自己的完蛋作為結束。卡謬傳達出存在主義的重要訊息：生命是一場絕望，但是人應該選擇自我的本質，讓自己可以凌駕於絕望之上，取得最終勝利，否則最後只是在絕望之中，逐漸走向自我毀滅。



存在先於本質 (L’existance précède l’essence)



  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應當是先於本質的。沙特(Satre)的思想在當時有如一劑強心針，為當時戰敗後的法國帶來希望與活力。「人」一直是沙特思想的中心，他認為以往的哲學，無論是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忘記了人的存在與本質，而把人作為附屬品。所以應該拋棄這樣的哲學，用存在哲學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謂的「存在先於本質」。這個概念是說：人在被任何概念界定前，就已先存在；然後在有生之年，透過自由意志為自己選擇，以自覺的行動去塑造自己、創造自己、界定自己。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沙特被徵召入伍，還在隔年被德國抓去進了集中營。沙特從來沒想過他會因戰爭而失去自由。因此他重新體會到個人是有社會性的個人，是具有集體生命的個人。回到巴黎後，沙特很驚訝地發現，依然有人能在咖啡店裡悠閒地聊天，他開始認知到，沒有阻止戰爭的人們同樣應該為戰爭負責。因此，戰爭使他懂得必須要介入生活。此外，他還在著名的作品《存在與虛無》（Das Sein und Das Nichts）之中，鼓勵人們以行動去創造自己的存在意義，不要耽溺在束縛之中，他說，「你就是你的生活，而你的生活，無非就是你行動的總和！」人必須選擇自己的價值準則。選擇後採取行動，就得為後果負責。沙特認為：懦夫是他自己怯弱，英雄是他自己勇武；是懦夫或是英雄不由當事人自行認定，而由別人依照他行為的總和評判。人的本質既然是行為的總和，則生命的意義就要當事人以行動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夢想、期望與潛能都是欺人、無用而消極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三) 存在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消長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作為結束，精神危機與物質危機也隨著戰後的和平降臨而逐漸消失，存在主義的思維因而在文學史上逐漸褪色；人們不在覺得世界有多麼的荒謬，開始重視現實生活的問題探討，文學界、藝術界對於美與質感的追求，也比起大戰期間更為顯著。沙特與西蒙‧波娃等文人曾經主張應該將自己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主張表態於文學作品之中，並且追求個人的生活方向和生命的本質，先往內求，再努力去付諸實現於生活之中，然而於晚年時，他們卻普遍投身於社會運動中。戰後的法國人，生活較為富裕安定，因此對於如何去改變世界的問題不再有興趣，反應較之前冷淡，反而對於作家如何看待現實生活更有興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