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3日 星期日

1940-45抵抗的文學

1940-45抵抗的文學

蔡佳洋



  19世紀,經歷了許多政變後,法國政府本來應該可以走上軌道開始安定了,但受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影響,法國國內社會經濟的矛盾衝突四起,在國外,各國之間為了爭奪殖民地利益的爭戰越演越烈,同時法國也進入了嚴重的政治與經濟的對立狀況中。這樣緊張的情勢終於引發了世界大戦(Guerre mondiale),讓歐洲各國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給歐洲很大震撼的兩度大戰當中,作家們也面臨了社會混亂和人性的危機。對20世紀的作家們來說,“怎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失去秩序的世界”成為無可避免的基本問題。



  戰後、第四共和國(IVe République, 1946)經歷許多政治的混乱後,法國也開始轉型成為高度消費社会,使思想的空洞化・精神性的枯槁的問題漸漸變大。讓複雑性與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加快的現代社會中,文化再也不能無視於政治、社會、經濟的關連了。為了面對這種情況,文學也需要跟其他的領域交流而逐漸改變。



  在20世紀,文學有哪些証言留下來呢?我想這些財產的真正的價值是由現在和未來的所有的人來決定的。



  1940年代,在德國占領下,作家們也被逼迫決定政治上的立場。ㄧ方面有Pierre Eugèn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蒙特龍 (Henri de Montherlant, 1895-1972)等等的親德派,另ㄧ方面有梵樂希(Paul Valéry, 1871-1945)、紀德(Andre Gide, 1869-1951)等等作家是以沈黙來表明他們的拒絕。



  這時期,人們為了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德國占領軍而組織了法國地下軍(The French Resistance) 擁護法國文化和人民的尊嚴。為了守護逼迫要沉默的法國國民的尊嚴和自由,法國文學家們以文學活動來反抗,在這個運動當中所產生的就是強烈的主張「對暴力的拒絕」和「對人的愛」的「抵抗文学」。文學家們秘密出版「深夜叢書」等等著作,代表作品有Vercors(1902-1991)所寫的小說《海的沈黙》,Vercors是他的偽名,戰前他是一位畫家而不是作家,這部作品是ㄧ個描述當年法國情況的回憶錄。舞台是在被德國占領的法國小鄉村,有一位法國女性和一位德國將官的故事,在被壓迫的情況下以「沈黙」當主題來描寫當時使他們兩被拆散的絕望情況。在這作品中沒有表示對德國人的嫌惡感,但會感覺到身為作家對於德國納粹剝奪言論自由或對猶太人的迫害,表示非常強烈的反感。也同時可以了解到在巴黎或法國北部地區之法國地下軍的活動。或許現代的讀者會感覺不到這作品為何會成為抵抗文學的代表作,對現代人來說當時的德國納粹黨之所作所為很清楚了,所以在作品中的作家所作的揭露不再會給我們很大的衝擊,可是對當時人們來說是如何呢?雖然當時大家明知ㄧ切,但必須要保持沉默,對於被壓抑的當時人來說,這作品應該是很大的突破,也是很強的抵抗吧。



  抵抗文學的詩人代表有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 1897-1982)、艾呂雅(Paul Eluard,1895-1952)等等。而從抵抗文学中蘊生而戰後首先受到矚目的就是以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為中心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e)的文学。一、二次大戰為人類所帶來的重大災難,讓人不再相信別人,知識份子對社會抱持懷疑態度,懷疑存在的意義,卻又無法否認「存在」的事實。存在主義者是專門研究人生問題,不從「人性」為出發點,而從人的「存在」出發,把人生放在它原有的自然狀態中,任何抽象的方法或概念都將破壞人存在的風貌、多樣性與可能性,他們雖然對世界的失卻條理感到深深的絕望,但卻能以積極參與政治紛爭的方式來克服虛無主義(nihilism: 人類的存在沒有意義、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質價值)。



  1943年沙特出版《存在與虛無》(L'Etre et le Néant)在哲學上奠定他存在主義哲學家(Existentialiste)的地位,影響深遠。他寫到:「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和海德格、齊克果等人不同的是,在所有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哲學家中,唯有沙特自己承認是「存在主義」。他在這作品中也表示,「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人人都想成為上帝」。他自己就完全是這麼做的。他認為以前的偉大哲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信仰上帝,而無神論者的哲學則幾乎是空白,於是他決定填補那個空白,否定一切傳統的知識經典,做一種從未有過的新型「知識分子」。簡單說,沙特的存在主義主要有兩個要點,一是認為上帝不存在,現實是荒謬的,人生是虛無的,沒有意義和目的,人也沒有義務遵守既定的道德標準,人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和生活準則的自由,即人的本質是自由。二是在這個本無意義和荒謬的現實環境中,人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在「虛無」的現實中,人用「有所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從而獲得生存的價值。在一、二次大戰後被壓抑的人民當中, 他推動和發展的存在主義,最後在歐洲風行。



  存在主義以維昂(Boris Vian, 1920-1959)等作家承接,但進入1950年代之後漸漸開始有反對存在主義的運動,而出現對於非政治的、心理主義的作品。在這個現象的延長線上,從文學當中故意排除政治要素的「新小說」 (反傳統小說)等的潮流取而代之,發展開來。




2 則留言:

  1. 念法國文學 要關心台灣文學:



    二○○八年秋冬之際,連續幾位詩人、小說家過世。巫永福(一九一三

    ─二○○八)、林鍾隆(一九三○─二○○八)、拾虹(一九四五─二○○

    八),接著是葉石濤(一九二五─二○○八)。



    葉石濤在醫院臥病超過半年,一直到告別人間。國立台灣文學館和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共同為他出版的《葉石濤全集》五百萬字廿冊的發表

    會,也是在醫院舉行,像是為他的八十四歲瞑目輕按的撫慰之手。



    奉獻文學志業終其一生的葉石濤,經常說作家在台灣是天譴的行業。

    日治時期,他以日文開始文學之路。二戰後,具有浪漫情懷和社會意

    識的他,五○年代白色恐怖以「知匪不報」被治罪入獄三年,是國民黨

    中國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



    以工友、國小代課教師、國小教師的職業支撐生活的葉石濤,經歷了

    像是被流放在自己國度的人生,在嘉義義竹、台南仁德、宜蘭冬山、

    高雄橋頭的國民小學留下形跡。一直到一九九一年退休以後,在一九

    九五年獲成功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在成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授課。

    困厄的人生並沒有窒息他的文學生命,反而呈顯在他的文學形影,成

    為見證。



    奠定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座標的一本書是:《台灣文學史綱》,這是在

    台灣以主體的立場描繪自己國度文學發展軌跡的一本重要書冊,調整

    了被扭曲在國民黨中國視野的文學史觀。以小說、評論、隨筆和文學

    史立言的他,堪稱台灣文學史的一盞明燈。



    相對於政治、經濟,文化在台灣一直是邊緣性的。葉石濤,這個重要

    的名字,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許並沒有那麼多人知道,相對於長期被

    灌輸的中國文學,台灣文學在自己的國度也是邊緣性的。生活在自己

    的國度卻缺乏自己國度的精神史觀,更是台灣的文化問題。



    紀念一位重要的台灣作家,更應該省思台灣的文化重建課題。台灣要

    以文學之碑銘刻葉石濤生命的榮光,照亮歷史的幽暗。(作者李敏

    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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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文瑜

    繼《海角七號》於片尾飄盪《野玫瑰》的歌聲,最近剛出爐、由王美

    琇監製、陳麗貴編導的《紅色戒嚴》紀錄片,《野玫瑰》再度撞擊我

    們的靈魂。緩慢的《野玫瑰》鋼琴配樂於紀錄片的後半段出場,帶出

    影像中警察與民眾的巨大衝突。

    陳麗貴緊握「歷史要記住這幾天」的堅定信念,以透支的體力,用兩

    星期完成原本至少需要三個月才能完成的高難度「行動紀錄片」,以

    「民間觀點」重新詮釋了陳雲林來台幾天的歷史。陳麗貴加入音樂創

    作者緬因重新譜曲的《野玫瑰》,可看成全片她想帶給觀眾的關鍵訊

    息:「野玫瑰」的「野」象徵人民的「在野力量」、不畏威權的「狂

    野」;而「玫瑰」所象徵的「愛」,則可看成民眾自發的、對土地情

    感所衍生的關懷與勇氣。由這些意義出發,《紅色戒嚴》不是要凸顯

    警察如何打人,而是彰顯人民在面對民主急速倒退、甚至回到戒嚴

    時,種種無懼威權、護衛民主的面容與行動。

    《野玫瑰》配樂之前,鼓聲此起彼落。陳麗貴重新剪輯許多瞬間即逝

    所捕捉的珍貴鏡頭畫面,以一次又一次的「影像對比」技巧,將有力

    批駁「官方說法」的鏡頭與觀點再現:陳雲林來台後馬政府採行高度

    的警戒和陳雲林的笑容,對比於場外民眾被抬走時高喊「台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之激昂;五星旗飄揚並被保護,對比於中華民國國旗被

    禁止或被警方折斷時民眾的悲憤;陳雲林與國民黨官員把酒言歡,對

    比於場外的抗議民眾正在以肉身對抗警力的衝突……。

    《紅色戒嚴》也透過鏡頭,提醒了台灣民眾,陳雲林來台後的幾天,

    可能是台灣戒嚴時代、人權開倒車的「歷史新起點」。這部片子對陳

    雲林事件發生後的「民間後續效應」與「因應之道」有著重要的催化

    作用,當記者會披露後立即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創造「影像社

    會運動」的另一起點。

    《野玫瑰》配樂後,該片以野草莓學運的《野草莓之歌》收尾,「雙

    野」帶給觀眾感到社會四處都仍有護衛民主價值、充滿希望力量的寄

    託,就如同《海角七號》的爆笑幽默對白和「彩虹」,處處護衛著全

    片所可能蘊含的悲劇色彩,以至於在悲喜交織間,人民看到了希望。

    近日許多民眾多憂心台灣未來的處境,看完《紅色戒嚴》,我們不妨

    從正面的角度看待台灣的命運:馬政府所暴露的無能與急速的民主倒

    退,正是民間「荒地上的玫瑰」遍地盛開的時刻。

    (作者為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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