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Loti en costume de Osiris, Delphin, 1887
瞧！《冰島漁夫》的作者皮耶爾洛提 ( Pierre Loti ) 在一八八七年拍的這張照片，一副奇怪又正經的擬古裝扮！他顯然十分用心地塑造了這個形象，照顧到每樣道具細節，再加上他的側身姿態，整個人體現了「古埃及」的符號，給人一個大約合乎「法老王」的印象──但，只能說「大約」而已，因即使不想刻意追究，卻很容易看出他獨缺了想到法老王就該有的那硬硬的，向鑠金柺杖柄的（該如何稱呢？）鬍鬚柱。洛提還是保留了他那「時代錯亂」的翹八字仁丹鬍，不屬於古埃及符號，而透露了十九世紀末歐洲男人的流行樣貌。
洛提這種戲裝扮相自拍照（自拍照，不一定由他親自操控器材，而是他界定了自己要呈現的形象），可能會讓人想到當今一些所謂的後現代攝影家喜用的模仿技倆，手法本身實已不新奇。現今的模仿對象多半是就近出自影像媒體中的偶像人物；換言之，假使要模仿古埃及法老王，也最好透過好萊塢大明星塑造的「那個」法老王來喚起連想。至於洛提的古埃及人，當然不可能出自「直接」的模仿：這樣時空遙遠的異國想像，其實也是透過了數世紀以來西方文獻文本對東方的描述。即使拿破崙「征服」了久已嚮往的埃及後，實地進行考古研究，甚至將古埃及遺物搬回了法國，然而現世中的埃及畢竟不再是古埃及，甚至會令尋找古文明的西方人感到幻象破滅。洛提想化身作「古埃及王」，也只能越過現世，追溯遠古，從西方學者認識整理過的材料中去模擬一個間接的、符碼化的想像產物。
洛提不是攝影家，甚至可能與十九世紀末許多憤世的文人或浪漫主義殘流下的風雅人士一般，厭惡大眾化的照相館式攝影肖像。洛提雖是為一場化裝舞會作了這樣的裝扮，但這並非僅是為了好玩，而是涉及更深的「自我身份認同」；不是一時間的遊戲，而是，對他而言，更長久的生存意義的追尋。現今學者多談殖民帝國統治下人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不過本身屬於「侵略者」帝國的子民也有與所處時代社會難以認同的困擾……而當時之所以流行「化裝舞會」的原因（之一），無不是為了讓這些異國鄉愁者有個公開的機會，以外形裝扮表達他們自許的身份，滿足一下他們的出身想望（或妄想）。縱使他們認為一般人的攝影肖像庸俗不堪（而他們自己當然不是「一般人」），卻也甘心借用這方便的紀錄工具，以拍照過程為儀式，長久留下一份有別於社會所給的「影像身份證」。
(作家Flaubert)
這當然不只是洛提個人的問題，更是整個時代的問題。十九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穩固了政權後，也將整個社會改造得愈來愈合乎他們的利益與價值觀。工業化的時代就以「煤礦場的悽慘景象以及布爾喬亞階級的黑衣」為主色調，繪成了好一幅令人窒息、灰黯單調的社會風景！在馬內與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中可見到典型的穿黑衣、戴黑色高禮帽的布爾喬亞，灰灰地散步在同樣灰灰的巴黎街頭。於是，凡自命浪漫主義者、真正的或自以為的末代貴族、綺襦丹嫡 ( dandy ) 、世紀末的「頹加蕩」（décadant），或感性纖弱細膩的藝術家等，對這樣的齊一化社會輕蔑不屑，極欲從中掙脫逃離，急於標誌自身不「同流合污」，強調自己精神上另有個真正不凡的出身，比他們現世的社會身份更真實更重要。我不是我，我是他人！這是他們反覆的吶喊。許多有趣的文獻留下了見證：一八四三年，作家郭提耶 ( Théophile Gautier ) 寫給另一位作家涅瓦爾 ( Gérard de Nerval ) 的一封信上便說：「人並不總是屬於他們生長的國度，所以要四處尋覓真正的故鄉，他們在居住之城自覺如遭放逐，在家裡形同陌生人，如此，受著反向的鄉愁苦苦折磨。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病。」接著他開始給文人圈的友人重新分配國籍：說拉瑪汀 ( Lamartine ) 該是現代的英國人，雨果是文藝復興時代住在法蘭德斯的西班牙人，德拉克洛瓦必然是摩洛哥人等等。同樣地，在親遊過埃及的作家福樓拜 ( Flaubert ) 寫給女作家喬治桑 ( George Sand ) 的信上，也感歎自己生不逢時，還給自己編造了類如畢達哥拉斯轉世論(1)的個人族譜：「現今的我這個人，是許多已然消失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結果。我曾是尼羅河上的船伕、戰火中羅馬帝國的尼祿、接著又是蘇布賀 ( Suburre ) 滿身臭蟲的希臘修辭學家。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我曾因吃了過多的葡萄，脹死在敘利亞的海邊。我當過海盜、修士、雜耍藝人、馬車伕，還說不定曾是東方的帝王？」不管被臭蟲咬或只有葡萄可吃，對這些十九世紀法國的東方迷而言，任何身份都比拘謹的布爾喬亞市民身份好，重要的，是回返到前工業文明那「清純」的時代：那不可能的烏托邦！
Toulouse- Lautrec en japonais, 1892
但是，除了藉文字發表奇想，作些聲明外，他們尚能如何顯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呢？如專研東方想像的學者瑟甘蘭 (Victor Segalen) 所言，異國情調(exotisme)不外乎一個「形象」的問題。所以在外表上他們要奇裝異服，而模仿的對象便是空間上甚至時間上遙遠的國度、民族與文化──照著他們不自覺的天真想像，多多少少一廂情願、單純化之後的異國像貌；還能如何？能掌握的，就只是個外形！從布列塔尼半島的傳統民俗服飾（比如畫家高更），阿拉伯的頭巾罩袍（比如福樓拜），到日本和服（比如畫家羅特列克），遠地他時的服裝都借用以標示自己對現世周遭的抗拒，以這種「不合時宜」的形像劃清距離，擺明自己心靈的水土不服。我們的「埃及法老王」洛提便是這些異國情調追尋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利用攝影，留下多幅異國裝束的肖像。他大概也很清楚一般人將會如何看待這種特異獨行之舉，所以自嘲地說自己是「誇張的人像」。我們不確知他在多大（小）的程度上仍承受著一般布爾喬亞社會形像與價值觀的約束；可是，試想：如果友人不知趣地點破他：「對不起，洛提先生，您的鬍子和馬內畫中的布爾喬亞黑衣人留的，好像沒什麼兩樣！」他必定吹鬍子捶胸，暴跳不已！或者，乾脆緊抿著嘴，假裝沒聽到？
Pierre Loti dans sa chambre a Rochefort, 1893
不過，洛提絕非平日享受平靜富欲的生活，偶爾化裝打扮，拍個照開開心而已。他的一生其實很不平凡，充滿了「令人欣羨的」浪漫冒險經歷（或者說「符合」了浪漫者該有的經歷）。他的本名叫朱利安•維佑 ( Julien Viaud，1850-1923 ) ，出身海事學校，曾服務於海軍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遊遍天涯海角（所以他真有本事蒐羅各種服裝道具），並以自己在海外的遊歷寫了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作為小說家，他不重劇情的鋪陳而較擅長寫景與塑造氣氛，可謂敏銳細膩而明晰的觀察者。在《冰島漁夫》( 1886 ) 裡他詳盡地描述了海員的生活；《阿吉亞德》( Aziyadé, 1879 ) 是關於土耳其的故事；而以日本為背景的《菊夫人》( 1887 ) ，先是給了梅沙傑 ( André Messager )一部歌劇的作曲靈感，後來更激發普契尼，創作了有名的歌劇《蝴蝶夫人》( 1904 )。
註：
(1) 畢達哥拉斯自言是信使赫密斯 (Hermes ) 的後代，從赫密斯得到記憶永不滅的禮物，故他轉世數回，生生死死，經歷與身世一再改變，但是不管生於何世、生為何人，他都能憶起前世的經歷，一脈相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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