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Sans Toit Ni Loi，或「蟬與螞蟻」的寓言故事改寫？

評論文章－－Sans Toit Ni Loi，或「蟬與螞蟻」的寓言故事改寫？



Noisy-Champs初冬之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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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唱，一個不唱（1），蟬與螞蟻，自從被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寫進他的動物寓言故事後，這兩種昆蟲已甩脫不開沉重的人類文化意涵。勤勞而知未雨綢繆的螞蟻，幸災樂禍，譏諷在逸樂中虛度光陰的蟬兒，給了她（法文中，蟬和螞蟻都是陰性名詞）一個教訓：螞蟻成了起自十八世紀法國新興布爾喬亞階級的代言人，充份表現了這個社會階級的工作哲學及反逸樂的道德觀。此時，對蟬來講，卻攸關生死，寒冬將至，存糧滿倉的螞蟻只認為蟬兒活該，沒別的，更別提同情了。這一則故事至今名氣響亮，世界各地的兒童都讀過，也都知道要學習螞蟻，蟬兒下場該自己負責。由此，亦可見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歷久不衰，螞蟻族仍是世風主導者！



  不過，這一則故事日後也引來種種互文新編，有的是將韻文代以散文，甚至以俚語改寫，大受歡迎，又可見布爾喬亞階級漸次將他們的生活「常識」成功地往下推銷了；一九七六年貝香(Pierre Péchin)仿外勞移民帶有北非口音的法文，重編了蟬與螞蟻，不知究竟？而熱內特(G. Genette)提議保留原有情節，只掉換別的動物角色：烏鴉和狐狸（這一對大家也很熟，本來是狐狸騙烏鴉唱歌…）──荒唐手法也可拿來批判理性與功利主義的主張？馬迪耶(P. Madières)將對話細節改動，讓蟬兒變成蕩婦，前來勾引螞蟻；或者更徹底翻轉情節，讓螞蟻的努力徒勞無功。這些變了調的舊歌新唱，一部份是針對其原有教訓負載的價值觀而發，欲顛覆其耐久的迷思。



  我從娃爾達的電影《無家無法（或稱流浪女）》（Sans toit ni loi，注意娃爾達法文片名的音韻）一片中，瞥見的又是一則蟬與螞蟻的變奏。關於這部在藝術成就與票房雙方面同等輝煌的影片，女性主義傾向的電影學者海伍德(Susan Hayward)比照了許多與樹（在片中說是象徵死亡）有關的名畫，又提出了另一種互文閱讀，將這部片子視為公路電影類型的反向演出：主角是女性，說故事的觀點在於她所遇見的路人甲乙，平推鏡頭則反常規地自右向左移動，而敘事的軸線由她最後的死，往前不定向回溯，各種見證交錯拼貼，不順時序。我們對女流浪者默訥(Mona)的印象，只能從旁觀者得知零星片面的認識，同時，無意間透露的反而是每個見證者自身的社會價值觀：這也是場人間劇群像。



  像海伍德或史密斯(Alison Smith)等學者重在區辨投注在默訥身上的眼光是屬於「男性的」或「女性的」。如此二元劃分的結果，只好將曾與她懇切談起自己的嬉皮經驗並建議她留下來種馬鈴蜀的哲學家牧人（一名男子），算成是又男又女。而研究法國梧桐樹病害的女教授，讓她搭了長途便車，「習慣」了她，又把她當「奇觀」拿來自娛娛人，這是不男不女。女者會同情或嚮往她的「自由」，男者或隱或顯地對她產生性慾望，最粗野的林間流氓要直接強暴她，而假惺惺的年輕學者，也是位祖產繼承人，看著她那一頭梅杜莎亂髮，恨她施展了魅力，故意回以厭惡（可拿來比較魯迅短篇小說「肥皂」裡的假道學者）。



  因此，同是男子，各自又因其社會出身而有不同的反應，自然不宜以「男性的」一概而論。也不能在尋思默訥作為恆久神話人物化身（維納斯、流浪的猶太人…）時，掩去了時間座標的重要意涵。我們的二十世紀尚且提供了其他文學典型，足以詮釋默訥這個人物。就因為她拒絕去附會社會成規（但原因不明，只說不想任老闆使喚），甚至話也少，以拒絕一切來定位自身存在：疑似存在主義式的虛無人物？



  不過，這個解釋顯得不夠穩當，也把時代社會議題架空了。因為她並未真的拒絕一切，她沒有立場，沒有原則，沒有自覺地引以自豪的表示；她有工可作就作，也時時乘便坐享一些舒適；她不想固定下來，卻也有她的一致性。當然，也不能依扁平性格之蟬與螞蟻的對比，或簡單的「工作或遊樂？」二選一，來看待發生在一九八○年代，默訥最後之冬的故事：默訥，或蟬，曾過過螞蟻的生活，曾被訓練（念職校）以成為誠實工作又有文化素養的螞蟻（會彈琴愛音樂）；螞蟻想得多（他們是主要敘事觀點所在），許多螞蟻已養成了「人道主義」的態度，會向蟬伸出援手，但不能太持久，否則會威脅到他們的生活；蟬也知道螞蟻的良心問題，從不向他們致謝，有時更會狠狠地戳破他們的虛偽；螞蟻羨慕蟬，但太親近了又怕會迷失自己的身份認同；其實，螞蟻也不至於一味地美化蟬，明明看到的是：蟬不愛螞蟻又利用螞蟻。如果螞蟻知道蟬凍餓死了，螞蟻不敢說她活該，若說她活該，也會默默帶有許多「但是…」，反之，對自身，也許是付出許多代價又背棄夢想後才得到的這一點安穩生活，螞蟻也不會因蟬的慘死而更有自信！…或許，蟬兒對儀式有用？犧牲她，祭獻大地之神，送冬迎春？心態、道德、民情風尚，相較於拉封丹時代，已不知顛簸幾回（但始終未完全翻覆）。這部電影可說是蟬與螞蟻失去了清楚辯證關係後不純種的現代版本。（作為滑稽版的迴響，別忘了注意《千面珍寶金》〔Jane B. par Agnès V. 1986-87〕裡的那段搞笑的勞萊與哈台！）



  關於《無家無法》的構想，娃爾達原先希望拍的是無家可歸年輕人作為社會族群的故事，涉及了複數的人們。一九八五年法國的經濟狀況正在走下坡，但人們尚未發現太多年輕的流浪者在街頭。嬉皮那一代的子女現在已長大，不一定贊同嬉皮。年輕人在個人主義的影響下仍有追求獨立的迷思，而一旦流離失所，並非總是自願的生活選擇。因流浪漢已有負面的傳統形象，媒體發明了一個比較中性的字眼SDF，即「無固定居所者」(sans domicile fixe)，其中也有很多拘謹而努力工作，盡量保持乾淨的，已不是滿臉通紅的醉漢樣板形象了──只是這樣的稱呼不見得會改變人們的成見。隔年秋天，法國大學生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罷課示威，抗議左右共治後席哈克內閣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六八年那一代的父母現在都樂意支持他們的子女。然而，從六八到八六，學生的訴求不再是愛與和平，而是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最終，怕的是失學、失業、無固定居所，害怕脫離體制，很現實的問題。幾年後，這也成了法國青少年甚至小學生的首要憂慮。娃爾達的《無家無法》，回顧來看，有啟示錄一般的意味，不過其拍攝年代尚未迎對後來十多年間令人憂慮而持久的高失業率問題（百分之十三、十四！），上片當時，還可以在現實問題的層次之外，留予觀者揣想其中象徵層次的暗示，開啟多向的解讀途徑。

… …

  可是現今，愛唱歌的秋蟬，孤寂中，流浪凍餓，愈來愈多…。（本文節錄自〈歌與行：艾格妮‧娃爾達電影小記〉，《電影欣賞》2001年夏季108號）◎



（1）「一個唱、一個不唱」也是娃爾達的一部電影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