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文學－－「請容我恭敬地獻上我這誇張的人像」

攝影與文學－－「請容我恭敬地獻上我這誇張的人像」





Pierre Loti en costume de Osiris, Delphin, 1887



   瞧！《冰島漁夫》的作者皮耶爾洛提 ( Pierre Loti ) 在一八八七年拍的這張照片，一副奇怪又正經的擬古裝扮！他顯然十分用心地塑造了這個形象，照顧到每樣道具細節，再加上他的側身姿態，整個人體現了「古埃及」的符號，給人一個大約合乎「法老王」的印象──但，只能說「大約」而已，因即使不想刻意追究，卻很容易看出他獨缺了想到法老王就該有的那硬硬的，向鑠金柺杖柄的（該如何稱呢？）鬍鬚柱。洛提還是保留了他那「時代錯亂」的翹八字仁丹鬍，不屬於古埃及符號，而透露了十九世紀末歐洲男人的流行樣貌。



   洛提這種戲裝扮相自拍照（自拍照，不一定由他親自操控器材，而是他界定了自己要呈現的形象），可能會讓人想到當今一些所謂的後現代攝影家喜用的模仿技倆，手法本身實已不新奇。現今的模仿對象多半是就近出自影像媒體中的偶像人物；換言之，假使要模仿古埃及法老王，也最好透過好萊塢大明星塑造的「那個」法老王來喚起連想。至於洛提的古埃及人，當然不可能出自「直接」的模仿：這樣時空遙遠的異國想像，其實也是透過了數世紀以來西方文獻文本對東方的描述。即使拿破崙「征服」了久已嚮往的埃及後，實地進行考古研究，甚至將古埃及遺物搬回了法國，然而現世中的埃及畢竟不再是古埃及，甚至會令尋找古文明的西方人感到幻象破滅。洛提想化身作「古埃及王」，也只能越過現世，追溯遠古，從西方學者認識整理過的材料中去模擬一個間接的、符碼化的想像產物。



   洛提不是攝影家，甚至可能與十九世紀末許多憤世的文人或浪漫主義殘流下的風雅人士一般，厭惡大眾化的照相館式攝影肖像。洛提雖是為一場化裝舞會作了這樣的裝扮，但這並非僅是為了好玩，而是涉及更深的「自我身份認同」；不是一時間的遊戲，而是，對他而言，更長久的生存意義的追尋。現今學者多談殖民帝國統治下人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不過本身屬於「侵略者」帝國的子民也有與所處時代社會難以認同的困擾……而當時之所以流行「化裝舞會」的原因（之一），無不是為了讓這些異國鄉愁者有個公開的機會，以外形裝扮表達他們自許的身份，滿足一下他們的出身想望（或妄想）。縱使他們認為一般人的攝影肖像庸俗不堪（而他們自己當然不是「一般人」），卻也甘心借用這方便的紀錄工具，以拍照過程為儀式，長久留下一份有別於社會所給的「影像身份證」。





(作家Flaubert)



   這當然不只是洛提個人的問題，更是整個時代的問題。十九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穩固了政權後，也將整個社會改造得愈來愈合乎他們的利益與價值觀。工業化的時代就以「煤礦場的悽慘景象以及布爾喬亞階級的黑衣」為主色調，繪成了好一幅令人窒息、灰黯單調的社會風景！在馬內與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中可見到典型的穿黑衣、戴黑色高禮帽的布爾喬亞，灰灰地散步在同樣灰灰的巴黎街頭。於是，凡自命浪漫主義者、真正的或自以為的末代貴族、綺襦丹嫡 ( dandy ) 、世紀末的「頹加蕩」（décadant），或感性纖弱細膩的藝術家等，對這樣的齊一化社會輕蔑不屑，極欲從中掙脫逃離，急於標誌自身不「同流合污」，強調自己精神上另有個真正不凡的出身，比他們現世的社會身份更真實更重要。我不是我，我是他人！這是他們反覆的吶喊。許多有趣的文獻留下了見證：一八四三年，作家郭提耶 ( Théophile Gautier ) 寫給另一位作家涅瓦爾 ( Gérard de Nerval ) 的一封信上便說：「人並不總是屬於他們生長的國度，所以要四處尋覓真正的故鄉，他們在居住之城自覺如遭放逐，在家裡形同陌生人，如此，受著反向的鄉愁苦苦折磨。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病。」接著他開始給文人圈的友人重新分配國籍：說拉瑪汀 ( Lamartine ) 該是現代的英國人，雨果是文藝復興時代住在法蘭德斯的西班牙人，德拉克洛瓦必然是摩洛哥人等等。同樣地，在親遊過埃及的作家福樓拜 ( Flaubert ) 寫給女作家喬治桑 ( George Sand ) 的信上，也感歎自己生不逢時，還給自己編造了類如畢達哥拉斯轉世論(1)的個人族譜：「現今的我這個人，是許多已然消失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結果。我曾是尼羅河上的船伕、戰火中羅馬帝國的尼祿、接著又是蘇布賀 ( Suburre ) 滿身臭蟲的希臘修辭學家。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我曾因吃了過多的葡萄，脹死在敘利亞的海邊。我當過海盜、修士、雜耍藝人、馬車伕，還說不定曾是東方的帝王？」不管被臭蟲咬或只有葡萄可吃，對這些十九世紀法國的東方迷而言，任何身份都比拘謹的布爾喬亞市民身份好，重要的，是回返到前工業文明那「清純」的時代：那不可能的烏托邦！





Toulouse- Lautrec en japonais, 1892



   但是，除了藉文字發表奇想，作些聲明外，他們尚能如何顯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呢？如專研東方想像的學者瑟甘蘭 (Victor Segalen) 所言，異國情調(exotisme)不外乎一個「形象」的問題。所以在外表上他們要奇裝異服，而模仿的對象便是空間上甚至時間上遙遠的國度、民族與文化──照著他們不自覺的天真想像，多多少少一廂情願、單純化之後的異國像貌；還能如何？能掌握的，就只是個外形！從布列塔尼半島的傳統民俗服飾（比如畫家高更），阿拉伯的頭巾罩袍（比如福樓拜），到日本和服（比如畫家羅特列克），遠地他時的服裝都借用以標示自己對現世周遭的抗拒，以這種「不合時宜」的形像劃清距離，擺明自己心靈的水土不服。我們的「埃及法老王」洛提便是這些異國情調追尋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利用攝影，留下多幅異國裝束的肖像。他大概也很清楚一般人將會如何看待這種特異獨行之舉，所以自嘲地說自己是「誇張的人像」。我們不確知他在多大（小）的程度上仍承受著一般布爾喬亞社會形像與價值觀的約束；可是，試想：如果友人不知趣地點破他：「對不起，洛提先生，您的鬍子和馬內畫中的布爾喬亞黑衣人留的，好像沒什麼兩樣！」他必定吹鬍子捶胸，暴跳不已！或者，乾脆緊抿著嘴，假裝沒聽到？





Pierre Loti dans sa chambre a Rochefort, 1893



   不過，洛提絕非平日享受平靜富欲的生活，偶爾化裝打扮，拍個照開開心而已。他的一生其實很不平凡，充滿了「令人欣羨的」浪漫冒險經歷（或者說「符合」了浪漫者該有的經歷）。他的本名叫朱利安•維佑 ( Julien Viaud，1850-1923 ) ，出身海事學校，曾服務於海軍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遊遍天涯海角（所以他真有本事蒐羅各種服裝道具），並以自己在海外的遊歷寫了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作為小說家，他不重劇情的鋪陳而較擅長寫景與塑造氣氛，可謂敏銳細膩而明晰的觀察者。在《冰島漁夫》( 1886 ) 裡他詳盡地描述了海員的生活；《阿吉亞德》( Aziyadé, 1879 ) 是關於土耳其的故事；而以日本為背景的《菊夫人》( 1887 ) ，先是給了梅沙傑 ( André Messager )一部歌劇的作曲靈感，後來更激發普契尼，創作了有名的歌劇《蝴蝶夫人》( 1904 )。





註：

(1) 畢達哥拉斯自言是信使赫密斯 (Hermes ) 的後代，從赫密斯得到記憶永不滅的禮物，故他轉世數回，生生死死，經歷與身世一再改變，但是不管生於何世、生為何人，他都能憶起前世的經歷，一脈相承下來。

評論文章－－Sans Toit Ni Loi，或「蟬與螞蟻」的寓言故事改寫？

評論文章－－Sans Toit Ni Loi，或「蟬與螞蟻」的寓言故事改寫？



Noisy-Champs初冬之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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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唱，一個不唱（1），蟬與螞蟻，自從被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寫進他的動物寓言故事後，這兩種昆蟲已甩脫不開沉重的人類文化意涵。勤勞而知未雨綢繆的螞蟻，幸災樂禍，譏諷在逸樂中虛度光陰的蟬兒，給了她（法文中，蟬和螞蟻都是陰性名詞）一個教訓：螞蟻成了起自十八世紀法國新興布爾喬亞階級的代言人，充份表現了這個社會階級的工作哲學及反逸樂的道德觀。此時，對蟬來講，卻攸關生死，寒冬將至，存糧滿倉的螞蟻只認為蟬兒活該，沒別的，更別提同情了。這一則故事至今名氣響亮，世界各地的兒童都讀過，也都知道要學習螞蟻，蟬兒下場該自己負責。由此，亦可見這樣的社會價值觀歷久不衰，螞蟻族仍是世風主導者！



  不過，這一則故事日後也引來種種互文新編，有的是將韻文代以散文，甚至以俚語改寫，大受歡迎，又可見布爾喬亞階級漸次將他們的生活「常識」成功地往下推銷了；一九七六年貝香(Pierre Péchin)仿外勞移民帶有北非口音的法文，重編了蟬與螞蟻，不知究竟？而熱內特(G. Genette)提議保留原有情節，只掉換別的動物角色：烏鴉和狐狸（這一對大家也很熟，本來是狐狸騙烏鴉唱歌…）──荒唐手法也可拿來批判理性與功利主義的主張？馬迪耶(P. Madières)將對話細節改動，讓蟬兒變成蕩婦，前來勾引螞蟻；或者更徹底翻轉情節，讓螞蟻的努力徒勞無功。這些變了調的舊歌新唱，一部份是針對其原有教訓負載的價值觀而發，欲顛覆其耐久的迷思。



  我從娃爾達的電影《無家無法（或稱流浪女）》（Sans toit ni loi，注意娃爾達法文片名的音韻）一片中，瞥見的又是一則蟬與螞蟻的變奏。關於這部在藝術成就與票房雙方面同等輝煌的影片，女性主義傾向的電影學者海伍德(Susan Hayward)比照了許多與樹（在片中說是象徵死亡）有關的名畫，又提出了另一種互文閱讀，將這部片子視為公路電影類型的反向演出：主角是女性，說故事的觀點在於她所遇見的路人甲乙，平推鏡頭則反常規地自右向左移動，而敘事的軸線由她最後的死，往前不定向回溯，各種見證交錯拼貼，不順時序。我們對女流浪者默訥(Mona)的印象，只能從旁觀者得知零星片面的認識，同時，無意間透露的反而是每個見證者自身的社會價值觀：這也是場人間劇群像。



  像海伍德或史密斯(Alison Smith)等學者重在區辨投注在默訥身上的眼光是屬於「男性的」或「女性的」。如此二元劃分的結果，只好將曾與她懇切談起自己的嬉皮經驗並建議她留下來種馬鈴蜀的哲學家牧人（一名男子），算成是又男又女。而研究法國梧桐樹病害的女教授，讓她搭了長途便車，「習慣」了她，又把她當「奇觀」拿來自娛娛人，這是不男不女。女者會同情或嚮往她的「自由」，男者或隱或顯地對她產生性慾望，最粗野的林間流氓要直接強暴她，而假惺惺的年輕學者，也是位祖產繼承人，看著她那一頭梅杜莎亂髮，恨她施展了魅力，故意回以厭惡（可拿來比較魯迅短篇小說「肥皂」裡的假道學者）。



  因此，同是男子，各自又因其社會出身而有不同的反應，自然不宜以「男性的」一概而論。也不能在尋思默訥作為恆久神話人物化身（維納斯、流浪的猶太人…）時，掩去了時間座標的重要意涵。我們的二十世紀尚且提供了其他文學典型，足以詮釋默訥這個人物。就因為她拒絕去附會社會成規（但原因不明，只說不想任老闆使喚），甚至話也少，以拒絕一切來定位自身存在：疑似存在主義式的虛無人物？



  不過，這個解釋顯得不夠穩當，也把時代社會議題架空了。因為她並未真的拒絕一切，她沒有立場，沒有原則，沒有自覺地引以自豪的表示；她有工可作就作，也時時乘便坐享一些舒適；她不想固定下來，卻也有她的一致性。當然，也不能依扁平性格之蟬與螞蟻的對比，或簡單的「工作或遊樂？」二選一，來看待發生在一九八○年代，默訥最後之冬的故事：默訥，或蟬，曾過過螞蟻的生活，曾被訓練（念職校）以成為誠實工作又有文化素養的螞蟻（會彈琴愛音樂）；螞蟻想得多（他們是主要敘事觀點所在），許多螞蟻已養成了「人道主義」的態度，會向蟬伸出援手，但不能太持久，否則會威脅到他們的生活；蟬也知道螞蟻的良心問題，從不向他們致謝，有時更會狠狠地戳破他們的虛偽；螞蟻羨慕蟬，但太親近了又怕會迷失自己的身份認同；其實，螞蟻也不至於一味地美化蟬，明明看到的是：蟬不愛螞蟻又利用螞蟻。如果螞蟻知道蟬凍餓死了，螞蟻不敢說她活該，若說她活該，也會默默帶有許多「但是…」，反之，對自身，也許是付出許多代價又背棄夢想後才得到的這一點安穩生活，螞蟻也不會因蟬的慘死而更有自信！…或許，蟬兒對儀式有用？犧牲她，祭獻大地之神，送冬迎春？心態、道德、民情風尚，相較於拉封丹時代，已不知顛簸幾回（但始終未完全翻覆）。這部電影可說是蟬與螞蟻失去了清楚辯證關係後不純種的現代版本。（作為滑稽版的迴響，別忘了注意《千面珍寶金》〔Jane B. par Agnès V. 1986-87〕裡的那段搞笑的勞萊與哈台！）



  關於《無家無法》的構想，娃爾達原先希望拍的是無家可歸年輕人作為社會族群的故事，涉及了複數的人們。一九八五年法國的經濟狀況正在走下坡，但人們尚未發現太多年輕的流浪者在街頭。嬉皮那一代的子女現在已長大，不一定贊同嬉皮。年輕人在個人主義的影響下仍有追求獨立的迷思，而一旦流離失所，並非總是自願的生活選擇。因流浪漢已有負面的傳統形象，媒體發明了一個比較中性的字眼SDF，即「無固定居所者」(sans domicile fixe)，其中也有很多拘謹而努力工作，盡量保持乾淨的，已不是滿臉通紅的醉漢樣板形象了──只是這樣的稱呼不見得會改變人們的成見。隔年秋天，法國大學生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罷課示威，抗議左右共治後席哈克內閣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六八年那一代的父母現在都樂意支持他們的子女。然而，從六八到八六，學生的訴求不再是愛與和平，而是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最終，怕的是失學、失業、無固定居所，害怕脫離體制，很現實的問題。幾年後，這也成了法國青少年甚至小學生的首要憂慮。娃爾達的《無家無法》，回顧來看，有啟示錄一般的意味，不過其拍攝年代尚未迎對後來十多年間令人憂慮而持久的高失業率問題（百分之十三、十四！），上片當時，還可以在現實問題的層次之外，留予觀者揣想其中象徵層次的暗示，開啟多向的解讀途徑。

… …

  可是現今，愛唱歌的秋蟬，孤寂中，流浪凍餓，愈來愈多…。（本文節錄自〈歌與行：艾格妮‧娃爾達電影小記〉，《電影欣賞》2001年夏季108號）◎



（1）「一個唱、一個不唱」也是娃爾達的一部電影片名。

推薦影音藝術欣賞－－流浪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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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影音藝術欣賞－－流浪少女 Sans toit ni loi



年代：1985

導演：Agnès Varda

編劇：Agnès Varda

演員：Sandrine Bonnaire, Setti Ramdane



這部是以拍紀錄片起家的法國新浪潮女導演Agnès Varda備受好評的傑作。以生活中的真實場景和人物集結成這個虛構的故事，從不同人物對流浪女的觀感中建構起觀眾對流浪女的看法。和同樣描述邊緣人物經歷的比利時導演達頓兄弟有異曲同工之妙，巧合的是Agnès Varda也是比利時人。故事描述一個冬天的早上，凍僵的流浪屍體被發現再溝渠邊。從一開始清純的外表到一連串顛沛流離的經歷，紀錄片式的憶述讓流浪女生前的片段得以展現。原本只是要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街頭帶著背包和帳棚到處流浪，卻在追求自由的同時逐漸模糊了生活的意義，不過她所堅持的信念就是堅持自己的自由…。





（本片曾獲1985年度威尼斯影展金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