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台灣作家攝影肖像──

從林柏樑拍的葉石濤談起

 

許綺玲

 

        葉石濤很上相。看他的回憶錄、自傳和訪談,常見他以自嘲的口吻,說自己是「老朽作家」、「糟老頭」、「老貨仔」。「葉老」愛自謙,心情其實很複雜吧?我未曾見過其人,不過,第一次看到林柏樑為他拍的相片,印象很深刻:他側坐在藤椅上,臉偏過來,向著斜前方,細瞇的眼,似看未看。

 

 

        台灣的老作家,在他們懷著戒懼又充滿熱情投入寫作的年代,作家只是寫作的人,很少見靜的動的媒體把作家肖像到處發散。也許資源條件尚不足,消費風氣未形成,也或許整體社會的心態上罕以為有此必要。寫作的人僅以文字代表自身,倒不見得都像魯迅為的是「作人要樸實」的原則。撇開這樣的道德觀,若論心理層次,照羅蘭巴特的講法,一旦開始專事寫作,就從自我的圖像裡移到了圖像之後或圖像之外,也就是從圖像式的想像(l’imaginaire d’images)轉入了書寫中的想像(l’imaginaire d’écriture)。簡言之,一個人成為作家之前,也就是開始他的生產活動之前(la vie productive),是在照片中或在他人的眼中被人依其形像評頭論足的;而作家的工作造就了一個新的情境,讓作家自身以文字建立自己非圖像化的形象。如此一來,好似進入了書寫中的想像,應可自由馳騁,「手寫的痕跡」該是唯一留存下來接觸大眾的符號。

 

        事實卻不然。戰後法國經濟逐漸復甦,正當此時建立起作家名聲的巴特,飽受自身形象無以自控的憂懼。對於這個現象,他或許比一般作家更覺水土不服,不時感受到的是自身的疏離與分裂:「面對鏡頭,我同時是:我自以為的我,我希望別人以為的我,攝影師眼中的我,還有他藉以展現技藝的我。」更奇怪的是一旦自知有人在拍我,「我竟不斷地在模仿我自己」(《明室》,頁23!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評過攝影對「渡假中的作家」所建立的一套神話符號(作家一邊享受著渡假時物質生活上的簡單歡樂,一邊仍不斷在展露著他們從不放假的精神生活),現在輪到他自己經常被盯視被拍照,他只得極力思索:如何在不得不有的成規符號與樣板形象中仍保有他的一丁點自我?比如關於有幅一再被《當代》雜誌翻印的照片,他想表明的是:照片裡穿著風衣、用左手點煙的我,看起來很符合「孤獨作家」的形象,而這樣的意涵是大家認同的,不是我的;可是,我想從我的立場告訴你,身為作家,我的確很孤獨,就像身為左撇子處在社會中所感受到的孤立。從大家或從我,這兩個方向發出的訊息雖是一樣的(「孤獨作家」),但意義卻大為不同。

 

        巴特必需藉著文字書寫,曲折費心而又不過於刻意地照料這個從他的立場自許的獨特形象,相當辛苦,又不見得奏效。或許正因如此,他開始思索人的真諦表情,暫且名之為「氣」(air),氣度、氣質、風貌、精神本質,「有如身份的固執附加物,天賦所得,毫不『自負』:氣質所以能表現主體,因主體不自以為是」(《明室》,頁126。氣質難以分析,但並非無法捉摸(也屬於巴特越來越感興趣的不可分割、無符碼的訊息)。而這樣一來,肖像攝影就得要面對雙重的辯證難題。首先是關於空間、視覺再現,介於普遍與個體的問題:如前所言,在影像中每一樣事物、姿態或表情都可能立即被貼上成規符碼的情況下,要如何去凸顯被拍者主體的個人性?其次則是時間性,介於恆久與瞬間,甚且是本質相對於偶然的問題:試問氣質若代表傑出的個人性,且必然是凝聚一生人格的綜合物,現在要如何藉著極短暫瞬間定影的肖像來呈現?除此之外,也許還應加上第三重的辯證難題,涉及的是拍照的主客體,或主動被動雙方:氣質既然是源自於被拍者主體,也即是自發的、內在的,攝影家理當不在其中強調自身技藝的展現,以免喧賓奪主;但是若不發揮技藝,氣質豈能總是對得上決定性的瞬間?如此一來,肖像整體的結果是否仍要歸因於外在賦加的條件?

 

 

        藉由巴特的省思,我經過了這番繞轉,再回頭來看藤椅上的葉石濤,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這位一輩子愛讀韓波的《醉舟》,在書寫中表現得那般自覺又愛自嘲的老作家,在影像中毫「不自以為是」。看他那紮紮實實、渾圓的頭胸肩,不禁令人想到蕃薯或地瓜,從土地中生長。葉石濤有本評論台灣與外國文學家的文集,就名為《沒有土地,哪有文學?》。但是若要界定相中人所流露的「氣質」,我以為薩依德的這段話更能夠反映他在艱困中仍不斷保有省思距離的態度:「知識份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土地生活,而不是土地生活」(《知識份子論》,頁97,粗體字是原作者強調用)

 

        大概總有讀者會反駁我,說這是我從閱讀葉石濤的著作,或者想到台灣文學的過去,種種感觸在心中,所作的投射。多少或許是吧?不過,巴特為「氣質」所舉的實例──即「善良而毫無權力欲」的美國黑人勞工領袖藍道夫(Ph. Randolph)──,也是將相中人物置於社會歷史的脈絡中,且看重的是「道德精神」。文藝復興以來以人本為中心的肖像藝術(不等於藝術肖像)不正一向如此。至於攝影肖像的辯證難題,現在又在拍照的主客體關係之外,再加進了觀者這一方的互動情況了。而觀者本是個複雜的互文體!

 

        林柏樑也拍了其他台灣作家的肖像,有些作家像周夢蝶、楊牧、馬森、胡品清等的作品我年輕時讀過,近年又讀了李喬、鄭清文和葉石濤的作品,甚至有的作家像鄭清文老師因家父的關係而認識;其中也有我所不熟悉的作家,但見了照片會心生好奇。林柏樑為他們拍的肖像照,在我個人看來,並非個個都恰到好處。像楊牧的照片(我沒說楊牧)一看就感覺做作。反之,有的則是忘我的在他們平實的寫作情境中(也自然而然屬於非常「樣板」的作家肖像背景安排),卻有著「不自以為是」的自然謙遜。照片能引起觀者對相中人的好奇,進而想去認識其人並閱讀作品,讓照片那薄薄的影像成為開向現實的一扇門,開向了生活、開向了歷史,這豈不是自有照片以來即被賦予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林柏樑與其中幾位少為人知的老作家之間的攝影相會來看,說是一項使命亦不為過。這些作家本來就甚少機會曝光,根本不會想到巴特那番複雜的媒體恐懼。為他們拍照立肖像是以攝影作為存證的媒介肯定其存在,肯定他們在台灣文學界之在場。當林柏樑藉影像對台灣作家表達敬意的同時,不也正期願觀者看了照片進而想接觸台灣的文學、認識台灣的歷史?

 

看台灣老作家的照片,想到葉石濤所曾遭逢的迫害,想到更多的是台灣的歷史、曾有的菁英,──我真正想講的,其實是些悲憤的話。◎0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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