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文學:攝影與俳句(I)
羅蘭巴特在《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有四篇談日本俳句的短文,曾以攝影喻俳句,後來在《明室》中(第2節、第21節)又以俳句比攝影。在各種存在的文體中,最能與攝影相比擬的會是日本俳句?
俳句詩令日本人無比自豪。他們說:這是最小巧的格律詩,只有十七個音節(五、七、五),卻有整個天地縮影在裡頭。據說俳句在國際詩壇影響極大,歷來歐美各國都有人仿作研究。像屬於Beat Generation的美國詩人Jack Kerouac便寫過英語俳句,以盡可能空洞的內容 (比如把一串地址拆寫成三段)為挑釁之姿。要比較俳句和攝影,當然音節格律不能算,只能片面地取此或取彼特點來談。
在《符號帝國》裡,可以感覺到巴特對俳句,有相見恨晚的驚喜:長久以來苦於論辯寫作的零度、原意的自然、符號的烏托邦等,為了顛覆語言的政治性無邊統御,卻經常徘徊於抽象理論層面的尋思與憧憬:而終於,在遙遠的東方日本發現了俳句。他將俳句所依的禪學哲思,結合符號學分析的語彙來闡述己見。不過,他並未否認自己初訪日本,旅途暫留期間,是以西方人的眼光在觀看日本,對俳句的領會,自知僅是一廂情願,依其想像來接受,不免將之理想化,就像他把整個「日本」看作一個「想像」的國度,視為「文本」來閱讀(「俳句」因而成為一種觀看的典範模式,特別是當日本自獻為觀光對象時,我們就「俳句地」看日本)。
巴特不懂日文。透過譯文,日文詩中原有的音韻格律已全然消失,連帶地,修辭的功夫或「作詩的努力」痕跡也被抹拭了。剩下的只有內容,盡是些微小的事物,日常、平凡、無大義。因此,俳句詩給巴特這樣的外國人一種親切無比,人人易寫的印象;就像攝影相對於繪畫,人們常以為拍照不須特別磨鍊技術,便躍躍欲試。俳句毋寧被想像成「無待」實又有待的奇遇(aventure),機緣巧逢,而懶散之心豈不正是作詩先決的修養條件!在一回訪談中,巴特歌頌著懶散的精神,曾指出俳句翻成法文後,有時會出現主詞錯接的問題:閒坐在那兒的,是春風還是人?是我還是他?無以區別,似此似彼,巧合無我的境界,我空而物入,「我」終於可以一反西方實用價值觀,什麼也不作,什麼也不是。雖然俳句並非總是不見有我在,可是巴特似乎特別看重無我的俳句所能啟發的去中心論。
俳句詩人期待著什麼事情到來,等待來的,就是「奇遇」;他像覓景的攝影者,又如尋豔遇之客,四處閒盪。有時訂出特別的旅程路線,一路走一路看。巴特說俳句不斷在切割,分化,把人間大自然變成許多無序的小片段,這也無異於攝影鏡頭下的世界。俳句大師芭蕉為了尋思靈感,行千里路,動腦筋又勤四體。靈感生於觸景一瞬,立見真理。而真理是明顯的:「真理一旦顯現,就該立即捕捉表達,在乍現之光熄滅之前。」詩人或拍照者,既然是隨著時日,把當下所感,立即肯定,立即轉為語言或轉為影像,故俳句和攝影同享的迷思是:從靈感來時到創作行為之間,毫無間隙,單純的重複,隨筆記下,一如快門閃動的瞬間。不過,靈感所肯定的,並非事物的重大性,也不揣其暗藏深入的意涵;靈感肯定的,只是發生於眼前的事物,「是否該記下來」要當下判斷(或更是如我們熟悉的「直覺」、「頓悟」、「心有靈犀」),不帶任何的預設價值,幾乎是為寫而寫。
在《明室》裡,巴特說照片拍下的,已去除了時間變化的可能,是「不可發展」的,而俳句也從根本否定了「發展」(沒有推論也無須結論),重的是第一印象,反描述反延展反深入反擴充。而同樣的,有一種攝影美學只重在快拍的抉擇,而拒斥任何事後的影像加工。俳句畢竟是詩,否絕排除的是語言的西方式辯論用途,不也同於攝影界長久以來對語言之不信任,神秘地傾向圖像之表意自足性,讓一切都留在表面,把真理當作是沒有深度的,如鏡子一般,一切都反映在外。巴特又說:寫俳句就像小心翼翼地拍照(「日本式的」小心,所以是儀式化的純粹動作),可是相機內卻故意不放底片,只是為拍而拍。
然而,巴特心目中的俳句或許只是他推至語言極限(陳述活動減去了意義之構成)的期願與理想。俳句奇遇的對象總是微不足道(且無「道」可言)的小事,平板無奇,常遇而易錯失,且是必須立即回溯,重建於語言中的。俳句真的毫無任何「發展」?也不盡然,有人曾對俳句如是描繪:「俳人用微細的線條畫出指示標。讀者認出指示標後,將其輪廓加以延長、擴展。這樣,在輕微刺激的促動下,想像力就覺醒過來,產生聯想的波紋。這一波心,能夠擴散到最遙遠的岸邊。讀者能在體會聯想的波動時領略異樣的快感。」表示俳句自身無大義,但無阻於讀者的想像,故俳句是欲言又止,餘言則留予他人。
巴特自己也曾以俳句比喻畫得好的單幅漫畫,其中的故事會引人渴望,或說吊人胃口,想聆聽其前/其後發生的事。而故事卻有意反鎖起來,無前無後──此即巴特所謂的俳句式優雅無比的簡煉藝術。但說不說故事,還是其次,事實上,最重要的是引人「渴望」,激起欲望,至終領略那「異樣的快感」。
2010年3月10日 星期三
攝影與文學:攝影與俳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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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趙靜瑜/台北報導
回覆刪除中國流亡作家貝嶺日前起草「歐洲作家致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公開
信」,獲得歐洲藝術界支持。信中強調,中國北京警方4月3日在北京
首都機場強行拘捕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行為,理由只是因為「國家」
和「上級指示」無法認同。
信中表示,作為世界公民與國際文學社會成員,呼籲溫家寶應立即介
入了解,促成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釋放艾未未等人,還給他們國際公認
的自由。
信中強調,溫家寶作為中國政府的總理,有責任實踐溫家寶在國際媒
體多次表達中國尊重人權的承諾。「我們想強調的是,一個政府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能授意警方恣意妄為地非法捕人,不能對公民使用暴
力。」
貝嶺表示,4月6日他與病重正在外地療養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用電話
確認,共同起草該信,連署簽名者包括波蘭的米奇尼克,他被稱為
1980年代波蘭民主化進程中的異議思想先驅及最重要的知識份子。其
他包括繼米沃什和辛波絲卡之後波蘭最重要的詩人作家扎加耶夫斯
基。克里瑪是捷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曾獲過卡夫卡文學獎。奧地
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耶利尼克則是貝嶺多年好友,也支持貝嶺向國
際社會發聲。
貝嶺表示,這封公開信選擇寫給溫家寶總理,因為從近期大肆抓捕異
議人士的中國警方隸屬中國公安部的形式上來說,溫家寶應對於艾未
未被捕反映出的「人權黑暗現象」負起直接責任。
目前該信將以捷克文、波蘭文、德文等多語言版本在不同國家的報刊
發表,並持續開放簽名,貝嶺表示,目前已在奧地利文化藝術界引起
回響,捷克也有建築師與作家持續支持。至截稿為止,德裔羅馬尼亞
小說家也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慕勒(Herta Muller)也簽名
支持公開信,去年11月3日,貝嶺經北京要來台灣,卻在北京首都機
場被警方拘留,強制遣送德國法蘭克福,貝嶺認為,這與艾未未事件
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