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文學：攝影與俳句（II）

攝影與文學：攝影與俳句（II）

   俳句的寫錄，若真要強調當下性與立即性，其實還有其他效果。因詩句隨興隨遊而作，一切景都外於我在那兒，故必然會透露寫定的時辰與節令。傳統的俳句也規定要在字裡行間喚起農曆節氣，點出四季花草蟲鳥景物氣象。



   這正如照片不可免地只能反映拍照的此時此地，立刻指涉時間與天候。近二十年來，確實有不少攝影家特別體會到這種時地指涉的痕跡可為攝影質地的風格書寫，甚至成為「模糊美學」風尚裡的一項重點嘗試，比如讓銀粒子堆疊出時間氣候的具體感覺，模糊的正是明顯可見的質地。



   為了不將攝影的俳句式比喻太過侷限於巴特所講的禪之斷念，何不再看看突尼耶（Michel Tournier）寫過的半篇文章（我們只引用其前半），名為〈意外事故、愚蠢與其他〉，或可為我們提供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攝影的俳句式題材。



   突尼耶從一張Edouard Boubat的照片談起，簡述其內容：「那一天」是拍照那天，「有隻母雞在樹下。」

    那一天，

有隻母雞在樹下。

   差不多已是現成一首俳句。一個訊息，溝通功能來看，只限其訊息之傳達，沒有什麼詩意功能（fonction poétique）可言（就這句話，而不是就影像而言）。突尼耶忽然拿這句話與另外三件事來排比，結構同一，都是一個事件一個地點，三件事指：伊朗發生大地震，杜林的億萬富翁被擄，中非的帝王加冕。這三件事與樹下有隻母雞，一旦相提並論，立刻互相感染，前者似可提昇後者的重要性，但更明顯地，三件大事是被拉近、齊平化，甚至被比了下來：犬儒？弔詭？智障？這裡便出現了一個攝影選材的無分界問題。拍照者是否不辨事物的輕重？不重視但也不歧視？他的眼光，要不，是天真的，故不識好惡觀念，要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故已選擇了立場，刻意反對一切權威與規則。突尼耶話一轉，提到路易十六面對法國公民大革命的曖昧態度，因為他更寧可閉門打造鑰匙，不管自己已當了國王。國王成了「愛打造鑰匙的人」，即以一種娛興來定義自身？打造的鑰匙一點也沒用，那兒也開不了。突尼耶為何拿拍母雞的布巴與路易十六相提並論，對布巴可能不利...，不過布巴拍的照片也沒什麼用，既不是重大意外的紀錄，也稱不上愚昧之事，而是…剩下的，也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沒什麼」，對這類事物的執迷，因為不辨對象，不予評斷，所以不道德（道德即：辨是非）。現代主義攝影美學，以吸引目光者為美，可曾思及陷入這層道德曖昧的危險？在審美的執著目光下，卻又已掩去了這個疑問...。恐怕蘇珊・宋妲（Susan Sontag）會憤憤地，或至少反諷地表示：這不正是攝影的專長嗎？